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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加，多脏器功能趋于衰老，罹患内科疾病的风险进行性增加，高血压、糖尿病、血栓病等慢性疾病均可影响妊娠后母儿的安危，而严重的高血压及糖尿病则无法耐受辅助生殖手术，更无法耐受妊娠。

年龄对于心血管系统的最重要影响是使其逐渐丧失适应性，而妊娠期循环呈现一种高排低阻高血流动力学状态的改变，相对于年轻的孕妇，高龄孕妇这种血流动力学的适应性改变会更加困难，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一旦发展至重度，可致胎盘早剥、医源性早产、产后出血，危及母儿生命。

高龄孕妇更易患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对胎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巨大儿发生率高、胎儿生长受限、流产和早产、胎儿畸形；对孕妇的影响为感染、羊水过多、难产、产道损伤等。因此对于合并有内科疾病的患者，需系统评估其全身状况是否能够耐受妊娠才能对其实施辅助生殖技术。

上一篇中我们已知，高龄女性发生子代染色体及基因异常的可能性增加；同时，除了染色体异常，研究表明，子代发生白血病、视网膜母细胞瘤等实体肿瘤，自闭症、精神分裂症及双向情感障碍等精神疾病的概率均有增加。

同时从社会学上讲，父母与子代年龄差太大，抚养能力下降，子代生长的环境变故较多，生存压力变大。这些都是高龄夫妇在寻求辅助生殖之前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高龄患者由于年龄的关系身体各方面机能下降，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可能已经合并心脑血管疾病。急于要求受孕的患者可能不会考虑后期的治疗和妊娠给她带来的风险，所以医生需要充分告知患者可能因为妊娠可能带来的风险，警戒患者慎重考虑是否继续生育这个决定。

对于一些高龄失独家庭的女性来说，失独让这些患者蒙上了深重的阴影，有些患者长期处于抑郁状态，每一次助孕的失败可能都会在她原有的心理创伤上又增加了新的伤痕，都有可能是“马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高龄不孕患者焦虑发生率较高，严重影响患者日常生活健康及助孕结局，应重视心理护理，从而提高成功率。

卵巢功能的下降甚至衰竭，使得供卵成为一些患者的唯一诉求。但供卵使高龄不孕目前似乎没有了妊娠的年龄上限，这也就留给我们一个问题，“什么年龄的高龄患者我们应该给她们一个供卵的肯定选择？”

有文献报道中发现45岁以上妇女妊娠率很低，可是目前等待供卵的患者在每个生殖医学中心都是很多，等待时间很长。因此对于年龄44～45岁以上，仍有部分卵泡的高龄患者来说，我们是建议她等待供卵，还是继续应用自己的卵泡试孕呢？

目前文献建议高龄妇女辅助生殖治疗应该限制患者年龄43岁且具备适当的卵巢反应性，而对于年龄在43岁以上的女性，寻求供卵或提前冷冻胚胎可能是更好的选择。2003年原卫生部颁发的《人类辅助生育技术规范》明确指出：卵子捐赠仅限于接受ART治疗周期妇女，要求每周期获取成熟卵子20枚以上，在保留15枚的基础上方可进行捐赠。

这个规定使得卵子来源更加难得，而供卵需求又是越来越大，这种供求比例失衡，大大增加了当前中国高龄女性获得赠卵的难度和不确定性。要想解决这一难题，还有待于我国赠卵相关的法律行规的完善和伦理监管的加强。

首先应该承认，<45岁高龄不孕女性有助孕的需求是合法合理的，任何生殖机构都可以并且应该为她们提供助孕技术。但生殖机构对每一位患者，要根据患者的生殖生理条件、经济条件、以及心理承受力进行专业评估与伦理评估。

有些刚刚超过35岁，卵巢储备丰富，男方正常，仅由于输卵管异常因素不孕的女性，预后通常也会很好。但超过40岁的女性，其卵子质量显著下降，助孕成功率显著降低，这已是世界性难题。针对此类患者，首先应进行伦理评估，告知保护后代的权益；其次告知助孕的经济与成功率风险，建议患者慎重考虑。

所以我们应综合高龄妇女的身体情况、卵巢储备功能等综合因素评估其生育力，充分尊重高龄妇女的生育权利，从有利而不伤害的生命伦理原则出发，建议年龄43岁以上的女性放弃助孕或寻求供卵，而年龄在43岁以下具备生育条件的高龄妇女，尊重其知情同意权，应全面告知高龄妊娠风险和不良后果，治疗有限性，与患者充分沟通并知情同意基础上，帮其实现生育梦想。

高龄不孕女性的助孕问题是当今辅助生殖医学界的难题之一，伦理困惑较多，需要政府、助孕机构、患者甚至生物学家、胚胎学家们的共同努力。相信在中国良好的政策引导、技术支持、伦理监督的社会背景下，高龄女性的助孕问题在不远的未来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